在北京CBD上班的白領一族蔣先生號稱只穿棉、毛、絲、皮，“決不沾化纖的”，語氣中透著不屑。記者認識的現(xiàn)代派男女中，像這樣崇尚“自然流”的人有很多。但他們不知道兩點：一，早幾十年前，以“的確良”為代表的化纖在國內亮麗登場時有過多么輝煌的紀錄；二，沒有他們“蔑視”的化纖，沒有足夠多的化纖，他們只穿“自然流”根本就是癡人說夢。 曾任紡織工業(yè)部副部長的季國標院士第一次穿上“的確良”是在1963年，在這一點上， 今日焦點： 這位創(chuàng)建新中國化纖工業(yè)的親歷者和見證人之一，和普通人并沒有什么兩樣。1960年7月，我國首個大型粘膠纖維廠———保定化學纖維聯(lián)合廠（現(xiàn)保定天鵝化纖集團有限公司）建成投產(chǎn)，5000噸粘膠長絲的產(chǎn)能放到現(xiàn)在不算大，但它使過來人都記得，從上世紀60年代初開始，市面上可以見到化纖衣服這個稀罕玩意了；而在此之前，國人視“玻璃絲襪（即錦綸襪）”、“人造絲（即粘膠絲）頭巾”、“尼龍傘（即錦綸面料傘）”等幾為珍物。 記者兒時記憶中最鮮活的一樣就是，大人們一邊炫耀著身上價值不菲的“的確良”襯衫、“三合一”褲子，一邊議論著只屬于那個時代的新奇見聞──“聽說外國人都講究穿棉的，‘的確良’反而最便宜，真是鬧不懂！”而記者小學時的最大夢想，則是“六一”那天能有一套藍褲子、白襯衫的標準裝束，這后一樣，如果是“的確良”的，不知會招來身邊多少艷羨和嫉妒的眼神。 化纖贏得如此近乎偏執(zhí)的喜愛有那個時代直接、充分的理由：穿著挺括、耐臟、體面，而且最實惠的是，不用布票。如今，我們也進入了“講究穿棉的”時代，當然是經(jīng)過化學處理的不起皺的棉；化纖仍充斥市面，人們的穿著口味已悄然發(fā)生了變化。來自中國紡織工業(yè)協(xié)會的權威資料稱，到2003年，我國化纖產(chǎn)量達到1181萬噸，占世界總產(chǎn)量的32%，雄居世界首位；而60年代初保定廠剛建成時，這一數(shù)字僅為1萬噸，只占世界總產(chǎn)量的0.3%。如今，化纖已占我國紡織原料總用量的一半以上，我們的衣著面料有65%來自化纖。 作為我國出口最大宗的服裝和紡織品，去年804億美元出口總值中，有178億是化纖織物和服裝，算上混紡織品，約有300億美元。 化纖不稀罕了，“現(xiàn)代派”們有了瞧不上化纖的條件，但他們的傲慢與偏見不一定站得住腳。 作為國內服裝材料學資深專家，北京服裝學院周璐瑛教授的判斷清晰而令人信服：傳統(tǒng)化纖不透氣、易起靜電、吸濕性差的特性正在改變，用新技術做出的新化纖賦予了這一服裝面料全新的概念，比如被稱為“酷美絲”的Coo 今日焦點： lmax，來源就是最為大眾熟知的“的確良”（Dacron，即滌綸），但它將傳統(tǒng)化纖的圓形截面變成四葉形，等于纖維間有4個通道，能產(chǎn)生良好的“毛細效應”。用來制成服裝，穿著的舒適和通透感遠遠好于純棉。 季國標則饒有興趣地介紹了多異、復合、共聚共混、納米、細旦和超細、分頁技術等制造新化纖的多種技術途徑，比如已在國內實現(xiàn)產(chǎn)業(yè)化的超極細纖維，以共混法制成，每一克長度達到兩萬公里，相當于上海到紐約的距離，具有天然纖維無法想象的卓越性能。又如復合纖維有多種斷面形態(tài)：并列形、皮芯形、桔瓣形和海島形等，纖維的性能隨斷面形狀的不同而千差萬別；對于纖維斷面形狀及其性能之間的復雜關系，國內已有深入的研究，并不斷推出基于這些研究的差別化纖維新產(chǎn)品。 化纖日新月異的技術進步比起時髦的IT產(chǎn)業(yè)毫不遜色，所以在服裝學院這樣的專業(yè)界，學生如果隨社會大流而藐視化纖，會被同輩笑為外行而恥與為伍。 在時裝領域，化纖的卓異性能也越來越受到追捧。在港、深兩地從事時裝設計的霍女士對此深有感觸：“如今我們這個行當離開化纖是不可想像的！”她解釋，天然纖維的性能總是有限的，而時裝的個性化追求則是無限的，這就必須依仗化纖的種種差別化功能。至于絕對排斥化纖，她笑著說，百分之百地不沾化纖是不可能的，“生活中化纖無處不在，無孔不入，他們在不經(jīng)意間、不知不覺中拒絕不了化纖的恩惠！” 化纖是如此深入我們的生活，以至于除了滿足簡單的穿著之需外，更有其超越時代的深遠意義：化纖在20世紀初葉發(fā)明之時，完全出于對蠶吐絲的模仿；當人們發(fā)現(xiàn)以石油等為原料的聚酯類高分子化合物所具有的粘性可以用來抽絲，人類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放———千百年來支撐“衣食住行”四事之首的是“絲紡紗、紗紡布”的自然循環(huán)，它對以棉為主的天然纖維的依賴造成了長期困擾人類社會的糧棉爭地矛盾。在中國，有明代中期以后出現(xiàn)的桑爭稻田和棉爭糧田；在西方，有12世紀即出現(xiàn)的圈地養(yǎng)羊，經(jīng)13到15世紀的緩慢發(fā)展，最終在英國演變?yōu)榇呱Y本主義革命的圈地運動。學者研究認為，桑爭稻田、棉爭糧田和圈地養(yǎng)羊，這種衣著原料生產(chǎn)對于食物生產(chǎn)的沖擊，及其帶來的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和農(nóng)作制度、農(nóng)具和農(nóng)業(yè)技術、農(nóng)業(yè)結構乃至社會經(jīng)濟結構的不同變化，是造就中國和西方近現(xiàn)代以來如此巨大差異的關鍵。 糧棉爭地的矛盾，在新中國建立之初，也是新生政權所面臨最具挑戰(zhàn)性的國計民生大事之一。這一點，從最早的國務院機構設置上也體現(xiàn)出來。季國標回憶，50年代，北京長安街自東向西，外貿部、煤炭部、紡織部、公安部等幾棟灰樓依次而立，都屬國務院最早的10部委之列。當時，棉布不僅是緊缺的民生物資，也是穩(wěn)定市場的重要籌碼。同現(xiàn)在的匯率、股指、油價等作為市場信號一樣，“二白一黑”（指糧食、紗布和煤炭）的價格漲跌往往有著影響經(jīng)濟全局的魔力。在沒有化纖的日子里，棉布的確難以獨力承受幾億人民穿衣之重；而歸根到底，糧棉爭地矛盾的最終解決，是靠化學纖維。所以，這一縷纖細的人造絲，不僅能夠“豐衣”，我們今天的“足食”，它也要記上很大的一筆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