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作為袍服大家族中的一員，其發(fā)源有人認為可追溯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深衣。深衣自春秋戰(zhàn)國至漢代曾為時人所重，后世的袍服或與深衣有著一定的淵源關系。事實上，深衣與袍服頗有差異，前者上下分裁，效果相當于把上衣下裳連成一體；袍服則不分上下，基本失去了上衣下裳的意義，后來袍服逐漸被接納為一種穩(wěn)定的服飾式樣，與上衣下裳的服制并行不悖。袍服自漢代被用于朝服，起始多為交領、直據(jù)，衣身寬博、衣長至附、袖較肥闊，在袖口處收縮緊小，臂肘處形成圓弧狀，稱為“袂”，或稱“牛胡”，古有“張袂成蔭”之說。袍服式樣歷代有變制，漢代深衣制袍，唐代圓領裥袍，明代直身，都是典型的寬身長袍，穿著者多為知識分子及統(tǒng)治階層，久而久之蔚成風尚。袍服因而代表的是一種不事生產(chǎn)的上層人士及文化人的清閑生活。服飾上的寬衫大袍。褒衣博帶，逐漸成為中原地區(qū)衣飾文明的一種象征。 　　流行于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或游牧民族的袍服，一般都較為緊窄合體，以利于騎射或其他激烈活動，這種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較適體。歷史上，漢族人民也曾多次采納這種窄身合體的袍服樣式，趙武靈王所推行的胡服騎射就是比較典型的事例。唐代的胡服也風行一時，胡服在唐開元、天寶年間與胡妝、胡騎、胡樂同為時人趨奉，可算異域文化一次大面積的流行范例，屬于長安街頭當年的“舶來品”。在遼、金、元及清朝等少數(shù)民族政權統(tǒng)治時期，合身的袍服都曾一度扮演著服飾的主角，雖然又都經(jīng)歷或表現(xiàn)出變得寬博的過程或趨勢。清代由于歷時最長且較穩(wěn)定，故袍服可視為典型服飾。 　　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世祖率兵入關，定都北京，繼而統(tǒng)一全國。隨著政權的初步穩(wěn)固，開始強制實行服制改革，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雉發(fā)易服浪潮，律令之嚴性命攸關，有“留頭不留發(fā)，留發(fā)不留頭”之說。至此傳統(tǒng)的冠戴衣裳幾乎全被禁止穿戴，相傳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飾形制只被保留在漢族女子家居時的著裝中。慶典場合不分男女都要著袍，各類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龍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從字義解，旗袍泛指旗人（無論男女）所穿的長袍，不過只有八旗婦女日常所穿的長袍才與后世的旗袍有著血緣關系，用作禮服的朝袍、蟒袍等習慣上己不歸為“旗袍”的范疇。清朝統(tǒng)治者強調(diào)滿語騎射，力圖保持其固有的生活習俗和穿著方式，一方面要用滿族的服飾來同化漢人，同時又嚴禁滿族及蒙古族婦女仿效漢族裝束，從順治、嘉慶年間屢次頒布的禁令中，滿族女子違禁仿效漢族婦女裝束的風氣之盛，可見一斑。至清后期，亦有漢族女子效仿滿族裝束的。滿漢婦女服飾風格的悄相交融，使雙方服飾的差別日益減小，遂成為旗袍流行全國的前奏。 　　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長袍，衣身為寬博，造型線條平直硬朗，衣長至腳踝?！霸獙氼I”用得十分普遍，領高蓋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繡以各色花紋，領、袖、襟、據(jù)都有多重寬闊的滾邊。至咸豐、同治年間，鑲滾達到高峰時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邊鑲滾，以至幾乎難以辨識本來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裝飾之繁瑣，幾至登峰造極的境地。此時的清王朝正搖搖欲墜難以為繼，清廷內(nèi)外交困，國力式微。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攻破了清朝封閉的國門。為挽救危亡，清廷洋務派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救國方略，派遣大批留學生到國外學習，軍隊也改練新軍。在中國學生和軍人中最先出現(xiàn)了西式學生的操衣、操帽與西式軍裝、軍帽。洋裝的輸入，提供了評判美的另一種參照系，直接影響社會服飾觀念的變更。日后旗袍演化為融貫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響的改變可說即是由此開端。 　　1911年辛亥革命風暴驟起，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為西式服裝在中國的普及清除了政治障礙，同時也把傳統(tǒng)苛刻的禮教與風化觀念丟在了一邊，解除了服制上等級森嚴的種種桎桔。服裝走向平民化、國際化的自由變革，已經(jīng)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傳統(tǒng)沉重的負擔。由于滿族統(tǒng)治政權的消亡，旗袍此時穿著者甚少。西式中式裝扮熙熙攘攘紛繁并處。舊式的旗女長袍既被摒棄，新式旗袍則在亂世妝扮中開始釀成。 　　此時的時裝流行中心早已由蘇、揚移至上海。商埠開放的上海華洋并處，五方雜居，成為十里洋場奢靡繁華之地。上海又是婦女尋求解放的重鎮(zhèn)。傳教士、商人、革命黨人競相創(chuàng)辦女學，掀起了一股女權運動浪潮，尋求解放的社會大氣候蕩滌著服飾妝扮上的陳規(guī)陋習。服裝裝飾一掃清朝矯飾之風，趨向于簡潔，色調(diào)力求淡雅，注重體現(xiàn)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馬甲的形式出現(xiàn)，馬甲長及足背，加在短襖上。后將長馬甲改成有袖的式樣，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雛形。據(jù)說得風氣之先的上海女學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當時的女學生作為知識女性的代表，成為社會的理想形象，她們是文明的象征、時尚的先導，以至社會名流，青樓女子等時髦人物都紛紛作女學生裝扮。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期，其基本廓形已臻于成熟。產(chǎn)生于辛亥革命后，北伐戰(zhàn)爭時期始漸流行的新式旗袍，有別于旗女的長袍。30年代后期出現(xiàn)的改良旗袍又在結構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為稱身合體，這在以后的章節(jié)中將會詳細介紹。旗袍雖然脫胎于清旗女長袍，但已遇然不同于舊制，成為兼收并蓄中西服飾特色的近代中國女子的標準服裝。 　　旗女與漢女的著裝 　　作為女性著裝的旗袍，與旗女有著密切的關系。所謂旗女，是指旗人家庭中的女性成員；旗人，則是清代對被編入八旗的人的稱呼。清代八旗的成分以滿族為主體，融合了漢族與蒙古族等其他民族在內(nèi)。八旗中除清朝皇族愛新覺羅的宗室、覺羅以外，還包括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漢軍。八旗漢軍和八旗蒙古分別由歸附的漢人和蒙古人構成。清初八旗漢軍有26萬之眾，是八旗滿洲、八旗蒙古之和的3倍。因此，旗人不僅是滿族人，還可以是蒙古族或漢族人。這樣，把旗袍定義為滿族人所穿的服裝也就有失準確了。滿族是生活在北方的少數(shù)民族，擅長漁獵并四處游牧，他們所穿著的袍四面開衩，有扣絆束腰帶，脫卸方便又保暖，非常適合他們的生活方式。后來歸附于他們的漢人和蒙古人也采用了這種服式。明末清初八旗制度逐步確立，旗人的袍服有所變化發(fā)展，與滿洲早期的樣式也有所不同，這時旗女所穿的袍可說是旗袍真正的前身，到民國才成為現(xiàn)代意義上的旗袍，稱為新旗袍或新式旗袍。旗女的袍裝與漢族婦女的兩截裝束，在清初有著明顯差異。 　　滿族入關后成了統(tǒng)治者，曾強令漢人剃發(fā)易服，但是強制性的服飾同化政策非但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反而激起漢人強烈的反抗。為了緩和矛盾，清政府不得不采納了明朝遺臣金之俊的“十不從”。其中有：“男從女不從”、“生從死不從”、“倡從優(yōu)伶不從”?！笆嘶聫亩橐霾粡摹钡葦?shù)條，才使?jié)h族婦女得以繼續(xù)穿著顯示本民族氣節(jié)的服飾，而戲裝、結婚禮服、死殮喪葬服也同時被允許保持明代式樣。在清代前期一直沿續(xù)到中期，旗女著裝與漢女著裝呈現(xiàn)出涇渭分明的特色。 　　當時區(qū)分旗女與漢女的裝扮主要有三點：一看發(fā)髻。旗女梳旗髻，即兩把頭、叉子頭或一字頭，因其中插入架子使之呈雙角扁平狀，故又稱“架子頭”。這種假髻到咸豐以后更為夸張高聳，演變成為“達拉翅”，被漢人稱作“旗頭”。漢女則梳平髻，喜戴黑絨布帽和遮眉勒，發(fā)型低矮而貼體，更顯其低眉順眼的含蓄氣質。 　　二看著裙還是著袍。旗女穿袍，袍是她們最重要也最普遍的服飾。袍里面穿褲，禮服袍還要加馬蹄袖和繁復的裝飾與附件。八旗婦女從不穿裙，即使把貴婦朝服中的朝裙算作裙的話，也還是極少有機會穿著的。八旗婦女一般在隆重場合穿禮服袍，包括朝服、吉服和行服，而日常則穿便服袍，包括旗袍的原身－－襯衣和氅衣。襯衣圓領右衽，捻襟直身平袖，無開襟，有五個紐，衣長掩足。袖分有袖頭和無袖頭兩類，面料以絨繡、織花、平金為多，周身加以邊飾，常穿在里面。夏季襯衣可單穿，秋冬加有皮棉。氅衣穿在襯衣外面，與襯衣類同，只是左右開禊至腋下，開禊頂端飾以云頭，且裝飾較為華麗考究。邊鑲和紋飾繁復精細，還綴有花邊、花絳子、狗牙兒。氅衣多穿于正式場合。清代文康的《兒女英雄傳》中就有許多關于旗女這種袍裝打扮的文字描寫，如：“只見那太太穿一件魚白的百蝶襯衣兒，套一件絳色二個五幅捧壽織就地景兒的氅衣兒，窄生生的領兒，細條條的身子，周身絕不是那大寬的織邊繡邊，又是甚么豬牙絳子，狗牙絳子的，胡鑲滾作，都用三分寬的石青片金窄邊兒，拓一道十三股里外拄金線的絳子，正卷著兩折袖兒；頭上梳著短短的兩把頭兒……。” 　　而與旗女相反，漢女穿裙，從不穿袍，她們?nèi)匝匾u舊時的上衣下裳制。上著衫祆下著裙或褲，上下衣不連屬。穿裙是漢族婦女的一大特點，清代漢族女裙種類繁多，如百褶裙、鳳尾裙、月華裙、馬面裙、裥干裙等。裙前后有裙門，裙內(nèi)穿褲，也有青樓女子或獨處家中時不穿裙只穿褲的?！秲号⑿蹅鳌分袑懙溃骸昂鲆娕赃厓河诌^來了個年輕的小媳婦子，穿一件享肩貼背，鑲大如意兒、水紅里子、西湖色的濮縣綢的半大夾襖兒，并不穿裙子，露出半截子三鑲對靠青縐縐散腿褲兒褲子；腳下一雙過橋高底大紅緞子小鞋兒；……”漢族女子婚嫁時穿紅喜裙，上配石青或大紅繡花襖褂，鳳冠霞帔，沿襲舊制。 　　三看鞋。由于旗女無纏足陋習，她們穿寬大的高底旗鞋。木制高底位于鞋底中部，因形似花盆、馬蹄，又被稱為“花盆底”、“馬蹄底”。而漢女則個個“三寸金蓮”，著小巧精致的繡花弓鞋，高底則位于鞋的后部?！? 　　旗袍與上襖下裙的裝式在總體風格上區(qū)別明顯。首先，旗女的旗袍上下一體，線條流暢，漢女的上襖下裙分割線多，富節(jié)奏感；旗袍緊窄合體顯露腰身，而上襖下裙卻異常寬肥，竭力將女性曲線掩藏于寬衣大袖之下，集中反映了宋明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一面；旗袍更易使穿著者顯得長身玉立。其次，旗袍的審美趣味中心在上面，而襖裙的趣味就顯然在下面了。穿高底鞋加之袍長及地，將旗女腰線抬高，下肢拉長，重心也隨之上移；而肥大至膝的襖衫則將漢女腰線降低，拉長了上身，重心隨之下移?；诿褡逦幕牟町?，旗人重頭而輕腳，假髻雖然夸張高聳，天足卻被掩蓋于袍擺之下。相反，漢文化傾心于“纖纖作細步”，“三寸金蓮”倒是無論如何要露出裙擺的。簡約的小髻，肥大平直的衣裙更容易將觀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足下，這就是漢人的重腳而輕頭了。 　　旗袍與襖裙在具體形制上也存在許多差異，例如旗袍有一字襟、缺襟等種種斜襟，禮服上還有馬蹄袖，襖裙卻多為對襟；襖衫上戴領抹，沿用本族的交領，而旗袍在最初則無領，只戴領巾兌，直到清末才有旗袍立領，而且也非交領。在裝飾配伍方面，旗袍原本是相當簡樸的，入關后慢慢朝繁復的方向發(fā)展，甚至大大超過漢女的襖裙，鑲、滾、嵌、繡、蕩、貼、盤、釘樣樣俱全（這在漢女襖裙上也能見到），而且許多正式禮服袍均有接袖和箭袖，使整只袖被分成數(shù)段，每一段的圖案風格、色彩和面料都截然不同，這是漢裝所沒有的。 　　旗女與漢女著裝存在的差異，歸根結底反映了異族文化間的差異。內(nèi)斂型的漢文化造就了上襖下裙，而外向的八旗文化則產(chǎn)生了旗袍。在兩種服飾截然對立的時期，也是兩種文化撞擊的年比。然而，正如文化之間的沖突會逐漸磨合化解，旗漢服飾的差異也并非不可調(diào)和。清王朝統(tǒng)治穩(wěn)固后社會趨于安定富足，民族融合在不知不覺中進行。即使是禁令也禁不住，旗袍變得寬身大袖，襖褂變得越來越長，類似于袍。清中期時旗女與漢女著裝的界限已不再那么明確，晚期更是互借互用。旗袍采用漢族的吉祥紋飾以及刺繡工藝，袖上也出現(xiàn)類似半臂的深色裝飾。有穿著長坎肩的漢女，也有穿袍身極短露出雙腳的旗女。同一時期的旗漢服裝也會反映同樣的時興做法和裝飾手段。總之，旗女與漢女的著裝已由初期的對立走向了融匯交合。 　　旗人之袍與旗袍 　　旗袍不是一個固定的形式，而有一個變化發(fā)展的過程。把旗袍視為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雖看似無大錯，卻難免有望文生義之嫌。旗袍的內(nèi)涵要比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豐富得多。 　　清代的旗人之袍包括男袍和女袍，而旗袍卻僅指女袍。民國男子們所著袍衫即使仍帶清代遺風，也不算旗袍。旗人之袍中有冠服袍和一般日常穿的袍，冠服袍有龍袍、蟒袍、常服袍和行袍，按級別等差穿用。一般男子的袍，初期尚長，順治未減短至膝，不久又加長至腳踝。中后期流行寬松式，袖子有一尺余長的。甲午、庚子戰(zhàn)爭之后，受適身式西方服式的影響，男袍的款式也變得越來越緊瘦，長蓋腳面，袖僅容臂，形不掩臀。穿了這種袍，連蹲一蹲身子都會把衣服撐破。《京華竹枝詞》有“新式衣裳夸有根，極長極窄太難論，洋人著服圖靈便，幾見纏躬不可蹲”的描述，反映了清末男袍的時尚趨向。 　　清代旗女之袍與男袍差別不大，主要是服飾圖案上的差異。旗女之袍本身的發(fā)展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旗女之袍較為瘦長緊窄，袖口亦小，裝飾簡單，原因是旗人重騎射，所著之袍要與生活方式相適應。第二階段的旗女之袍變得寬肥，裝飾卻繁褥到了極點，這主要是由于天下承平，旗人生活安定，趨于奢侈，旗女、漢女服飾之間的交流融合日多的緣故。 　　廣義地說，旗袍經(jīng)歷了清代的旗女之袍、民國時期的新旗袍和當代時裝旗袍三個時期的發(fā)展，其中以民國時期的新旗袍最典型也最為重要。狹義地說，旗袍就是民國旗袍，當然還可以包括民國以后基本保持民國旗袍特征的旗袍。旗袍這一稱謂雖然也偶見于清代文獻，但廣泛而頻繁地被使用也要到民國。 　　民國旗袍也經(jīng)歷了經(jīng)典旗袍(basic style)和改良旗袍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傳統(tǒng)的直身平面裁剪為主，并開始引人西方的開省道等工藝，使旗袍更加合身。第二階段引人更多的西式裁制方法，如裝袖、裝墊肩和拉鏈等。 　　清代旗女之袍與民國新旗袍的主要差別有四點。第一是旗女之袍不顯露形體，特別是后期，寬大平直；民國旗袍開省收腰，表現(xiàn)體態(tài)。這與兩個時期的思想觀念有關。中國古代服裝，包括清代的旗人之袍，強調(diào)文本而漠視人本，重服飾圖案而不強調(diào)人體曲線。中國一貫不贊成太觸目的女人，對人體也持十分含蓄的態(tài)度。古代的美人，臉是主要的，削肩、平胸、細腰、窄臀、單薄的美人壓在層層的衣衫底下。與歷代中原服裝相比，旗人之袍就算是稱身適體的了，但它只是修長了旗女的身材，卻依然隱藏起她們的身體。民國旗袍受西方人本思想的影響很大，西方服飾充分表現(xiàn)甚至夸張人體線條，往往不惜采用極端的方法。在這里，要緊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實地將人體輪廓曲線勾出。 　　第二，旗女之袍內(nèi)著長褲，有時袍下露出繡花的褲腳；而民國旗袍內(nèi)穿短褲或三角褲，著絲襪，開衩處露腿。衩下露褲和衩下露腿意味著新舊兩種人文觀念的交替。民國旗袍的衩有時開得很高，1934年就有幾近臀下的，腰身又裁得窄，行走起來雙腿隱隱可見，給人以活潑輕捷之惑，可見當時對女性的行為約束已經(jīng)大大放松，身心發(fā)育的文化環(huán)境得到改善。 　　第三，旗人之袍面料厚重，多提花，裝飾繁瑣；民國旗袍面料較輕薄，多印花，裝飾簡約。對裝飾細節(jié)的過分追求，反映了清代末期封建統(tǒng)治者病態(tài)的鑒賞水平。清代織物紋樣多以寫生手法為主，龍獅麒麟百獸、鳳凰仙鶴百鳥、梅蘭竹菊百花，以及八寶、八仙、福祿壽禧等都是常用題材，色彩鮮艷復雜、對比度高、圖案纖細繁褥。此外，旗人之袍大量使用花邊，曾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花邊最初的作用是為了增加衣服的牢度，使衣服經(jīng)久耐穿，所以花邊多綴在易損部位，如領口、袖口、衣襟及下擺等處，后來漸成為一種裝飾品，久而久之，蔚然成風。清代，花邊的裝飾功能運運替代了其實用功能。旗女的袍俗以多鑲為美，到了咸豐、同治年間達到頂峰，有時整件衣服全用花邊鑲飾，幾乎看不見原來的衣料。清末，外國面料已經(jīng)開始流入中國市場，民國時聲勢已相當浩大，30、40年比，國外的紡織印染機械已被大量引人，錦綾一類提花織物逐漸失去市場，而印花棉布、絲綢、苧麻織物得到廣泛使用。面料在紋樣表現(xiàn)上更多地吸取了歐洲的寫生技法和光影處理方法，色彩統(tǒng)一和諧。條格織物、幾何紋織物也很受國人青睞。民國旗袍去繁就簡，衣領矮了、袍身短了、袖子剪了、裝飾鑲滾免了。尚簡的風尚由留洋女學生帶回，廓形的改良也促成了鑲滾等裝飾的省略。 　　第四個差別是旗人之袍等級分明，制度浩繁，而民國旗袍則已走上了平民化的道路，它作為等級身分的標識漸己淡化，而成為顯示個人消費水準和審美情趣的一個側面。清代服飾的條文規(guī)章多于以前任何一代，對品官冠服的色彩質地、當胸補子、朝珠等級、翎子眼數(shù)、頂子材料都有嚴格區(qū)別。此外還有其他一些服飾禁例，如：凡五爪龍緞、立龍緞等，官民均不得服用，如有特賜者，亦應挑去一爪穿用；軍民等一律不得以蟒緞、妝緞、金花緞、片金、倭緞、貂皮、猞猁猻等為服飾；八品以下官員不得服黃色、香色、米色及秋香色；奴仆、伶人、皂隸不許穿花素各色綾緞……。民國旗袍的生存環(huán)境相對來說比較寬松，此時封建統(tǒng)治被徹底推翻，中華服飾從整體上擺脫了古典服制的束縛，近代資本主義商業(yè)文明驚濤拍岸，等級貴賤、性別尊卑的陳規(guī)陋習開始受到?jīng)_刷、蕩滌，女性妝飾呈現(xiàn)出誘人的時代色彩，這一昔日有等級標識、不容半點逾越的領域，逐漸淡化為代表消費者情趣，衡量其消費能力的通用尺度。穿旗袍成為彰明個性的手段，民國旗袍的款式、設色、紋樣變得精彩、趨洋、求變。 　　旗袍是中西合壁的產(chǎn)物，雖脫胎于清代旗人之袍，卻已具備了獨立的、與旗人之袍迥然不同的風格韻味。服裝是時世的映射。旗人之袍與旗袍代表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年代，一個迂緩封閉，一個躁動不安。也許差異就是這樣形成的吧？ 　　民國之初——悄然過渡的旗袍 　　20世紀初，中國政治風云跌宕。辛亥革命廢除帝制，創(chuàng)立民國，剪辮發(fā)，易服色，摧枯拉朽，把屬于封建朝代的冠服等級制度送進了歷史的博物館，這一切為新式旗袍的誕生創(chuàng)造了條件。 　　辛亥革命以“驅除韃虜”的口號推翻了滿族政權，同時也使旗人?袍服走向了暫時的沉寂。三百年來終得一吐的對滿族統(tǒng)治政權的不滿，使“達拉翅”、“花盆底”等旗女的特征裝束在一夜之間銷聲匿跡。旗人迫于政治原因多有改漢姓以避風頭的，旗女則紛紛改作漢族上衣下裙或上衣下褲的打扮，這在軍政要地及工商文化事業(yè)發(fā)達的大都會如北京、上海、南京、廣州等地尤為明顯。追求服飾的新穎時髦成為當時的社會風尚，時髦女子對政治與服飾流行有著雙重的敏惑。伴隨著革命而來的是思想解放與女權運動的風起云涌。舊的觀念體系已被打碎，新的觀念在嘗試和碰撞中開始形成。西方傳教士、商人、革命黨人競相創(chuàng)辦女學，向尋求解放的女性灌輸著來自各方的新潮觀念。婦女從纏足陋習中徹底解放出來，時稱“天足運動”。與此呼應，一度有開明人士倡導“天乳運動”，提倡革除傳統(tǒng)的束胸習俗，但未得廣泛響應。新式女性熱衷參與政治，她們成立女性參政團體，倡導“國家興亡，匹婦有責”，女子從閨閣一步邁向社會，活躍于社交、娛樂、體育、新式學校等各種場所，承擔著諸多出頭露面的社會工作。社會對女性的種種傳統(tǒng)封建禮節(jié)限制，隨之有所松弛，關于穿衣著裝的繁文褥節(jié)，同時趨于簡約。 　　這時期的服飾呈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繁華景象，妝飾不囿成規(guī)，各行其是?！拔餮b、漢裝、滿裝并行于世”。上衣下裙及上衣下褲成為女子的時興裝束。 此時褲裝廣受青睞，可算是婦女服飾改革的一大成果。傳統(tǒng)衣著觀念中，褲子素來難登大雅之堂，良家女子一俟成年出門或正式場合皆須系裙。舊式旗袍直身寬敞，袍里都配穿長褲（又分滿襠褲與套褲兩種）。民初風氣開化，褲裝外穿已不分階丟，大家閨秀也樂意穿褲裝以使自己行動輕便，合乎潮流。1912年左右流行的女短上衣配褲的著裝，被稱為“MODEMDRESS”。此時的裙、褲流行用大花紋布料，如牡丹、海棠、菊、荷、梅、蘭等。單色裙也十分普遍，禮服裙以紅為貴。受日本式服裝影響，“文明新裝”開始流行，女學生與女教師愛著黑色裙，顯得樸素、清純、淡雅，并蔚然成風。 　　民國成立后，女子禮服按公布的服制為“上衣長與膝齊，有領。對襟式，左右及后下端開權，周身得加錦繡，下著裙子，前后中幅（即裙門）平，左右打桐，上緣兩端用帶”。基本上是清朝女裝的發(fā)展，但民間婚嫁時仍然使用明式鳳冠霞帔，都市則更流行西式婚紗。 　　對西方文明的崇拜和向往，促使當時人們在服飾裝扮上極盡模仿之能事。西式服裝與西方生活方式幾乎同時步人了都市流行浪潮。通都大邑領導時尚的女子常醉心于西式妝扮，西式大衣、套裝裙、連衣裙與鴨舌帽等廣為時人穿戴，絲襪漸為流行。服飾流行由追求新潮時髦的女性自導自演，當時的報刊雜志對國內(nèi)外的時新觀念、明星生活時有介紹，1914到1915年上海的熱門期刊就多有涉及娛樂、服飾方面的內(nèi)容，有意無意中宣揚著服飾上的偶像形象，為服飾流行推波助瀾。加以海禁開放，商業(yè)貿(mào)易日益興盛，洋貨源源涌人，嘩嘰、羽紗、呢絨、洋綢、花布等進口面料充斥市場。西方的縫紉，裁剪方式也隨之引人國內(nèi)，而費工費時、工藝考究的鑲嵌滾繡等傳統(tǒng)手工裝飾方式則用之日少。這種服飾有取西方之長、洋為中用的趨向，直接影響到日后新式旗袍的產(chǎn)生與變化，也促成了海派服飾風格的形成。 　　民初10余年間，人們經(jīng)歷革命的洗禮為時不久，衣著觀念、生活方式都處于新舊更迭的大轉折時時期，旗袍也正在亂世妝扮中悄然過渡。旗女長袍外罩馬甲的舊式穿怯己經(jīng)顯得頗為落伍，只是在偏僻的鄉(xiāng)村，由于遠離政治中心，交通不便。信息梗塞造成服飾上的因循守舊，人們還照舊式打扮，很大一部分承襲著清式裝束。總體說來，旗袍在此時已退居到一個不太顯眼的位置，不復昔日的顯赫地位。此時的旗袍在廓形上變化不大，仍以清末的寬敞為其特點，領子由早期的無領或低領變化為“元寶高領”，最高時可與鼻尖齊平；袖子稍有收緊并略有縮短，至肘與手腕之間；袍身長度減短至膝與腳踝之間。旗袍線條造型仍較為平直，色調(diào)力求素雅，領、袖、襟等部位也用鑲滾，但比以前簡練概括得多，通常只有少許幾道，繡紋也趨于簡單。這時的旗袍已開始注重體現(xiàn)女性曲線美，追求自然的裝飾效果，不復以裝飾體現(xiàn)地位與身分，這與當時崇尚自然新生活的社會風氣密切相關。時代潮流釀造著社會服飾的整體風貌。 當時的服飾流行式樣雖然千變?nèi)f化，不斷推陳出新，但并無現(xiàn)代意義上的時裝設計師。服裝樣式的翻新變化往往歷經(jīng)千家萬手才蔚成時代風尚。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此時已成為全國時裝流行中心，一衣一扣、一鞋一襪四方效仿。上海服裝行業(yè)長期以來造就了一批精明的經(jīng)營者和能工巧匠，他們對時尚潮流的微妙變化捕捉敏銳，善于將西方式樣與中國傳統(tǒng)款式巧妙結合，使得上海成為名副其實的全國乃至東南亞的一個時裝中心。作為開放商埠，上海是富商巨賈和軍政名流的薈萃之所，又是交際名媛和娛樂界明星的云集之地，因而上海最有可能成為新式旗袍的發(fā)祥地，開創(chuàng)并領導若干年后一個旗袍的“黃金時代”。 　　20年代——倒大袖與新樣式 　　辛亥革命后，著旗袍的人大大減少。1924年，末代皇帝傅儀被逐出紫禁城，清朝冠服就此成為絕唱。1920年前后，新文化運動的春潮喚醒了人們對美的渴望，年輕一代顯出空前的天真、輕松和愉悅。這一時期，以上海為中心的女性妝飾新一輪的展示臺，已悄悄拉開帷幕。 　　20世紀10年代和20年代早期，城市女性中時興過一陣“文明新裝”。這種“文明新裝”由留洋女學生和中國本土的教會學校女學生率先穿著，城市女性視為時髦而紛紛效仿。上衣多為腰身窄小的大襟衫襖，擺長不過臀，袖短露時或露腕呈喇叭形，袖口一般為7寸，稱之為倒大袖，衣擺多為圓弧形，略有紋飾。裙為套穿式，初尚黑色長裙，長及足踝，后漸至小腿上部。當“文明新裝”異軍突起之時，舊式的襖裙、襖褲也層出不窮地變換著小花樣。衣領降低高度，讓頸項露出來。領口挖成圓形、方形、雞心形、金剛鉆形。短襖的下擺時圓時尖，或是六角形，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從襖底垂下挑逗性的長而寬的淺色絲質褲帶，帶端飄著排穗。清式的馬面裙慢慢簡化，榴裥越來越少，乃至消失，最后連馬面裙本身也蹤影全無。舊的服飾消失，新的形式產(chǎn)生。 　　20年代中葉起，一種新旗袍誕生。上海是當時公認的服飾時尚中心，其聲勢遠遠領先于全國各地并左右著中國服飾時尚的變化。上海旗袍時尚的最初，是以無袖的長馬甲形式出現(xiàn)的，短襖外面的長馬甲代替了長裙。1926年，長馬甲同短襖合并，就有了民國新旗袍最初的款式。張愛玲評價道：“初興的旗袍是嚴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風格?！迸凵韺捤伞⒗纹街?，長度在踝關下之上或大約小腿肚的地方，倒大袖，領、襟、擺等處仍喜做滾邊鑲飾，但繁褥之風日減，“裥干”和闊滾條被視為過時的象征。秋冬時穿的夾旗袍，倒大袖，只有一道花邊裝飾。中期的旗袍，已略顯腰身，長至小腿肚，倒大袖。1924年秋，末代狀元劉春霖之女劉沅穎下嫁《玉梨魂》作者徐枕亞，新娘當時穿的就是這種倒大袖旗袍。 　　20年代未，旗袍開始收腰，受歐美短裙流行潮流的影響，擺線提高至膝下，仍為倒大袖，但袖口變小，裝飾性質的鑲滾趨減，甚至完全取消，色調(diào)也力求淡雅和諧，后體上顯得十分簡潔方便。1929年上海女學生穿的旗袍，擺線已到膝蓋處，袍身變得合體，有的袖口裝上仿西式的克夫，成為流行一時的時尚。20年代的中式女裝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倒大袖，包括旗袍。倒大袖在旗女的袍中有，漢女的衫襖也時興過一段時期，民國初的“文明新裝”也是倒大袖，?20年代的旗袍一直沿用這種袖形，直至30年代才慢慢消失。 　　19世紀20年代，歐美服飾審美標準對中國女性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一時期歐美女服的主要特征有三點：強調(diào)直線造型；常穿的裙子長度至膝；衣身和裙子的分界線降低至臀圍以下。西方流行女裝的這些特征，在同一時期的旗袍上也有所映射。此時的旗袍呈平直造型，幾乎看不出胸腰臀曲線，腰節(jié)線較低。1926年后，旗袍的下擺一升再升，至1929年升至膝蓋處，女子大大方方地露出她們秀麗而健美的小腿，充滿時代氣息。這一時期，國內(nèi)外通商、交流的機會增多，歐洲進口的布匹、羽紗、呢、絨、蕾絲等紡織品，擴大了國人的著裝選擇，改變著人們的著裝觀念。人們不再那么固執(zhí)地追求“做一件傳三代”，從而刺激了購買欲望，推動了旗袍的流行和變革。進口面料也是中國接受西方藝術風格的主要渠道之一。20年代的旗袍就明顯受迪考藝術的影響，主要表現(xiàn)為直線造型、對稱的裝飾品和紋樣圖案。 　　進口絲襪的流行是對傳統(tǒng)布襪的大改革，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般洋行職員穿絲襪多，銷售點限于少數(shù)條約口岸的外國商店。據(jù)說義和團起義時，見穿絲襪者，便呼其“二毛子”，憤而用刀欲砍其腳背，經(jīng)哀求雖住手，也必撕破其絲襪才罷休。絲襪被視為“二毛子”的標識，不難想象清末華人穿絲襪者極少。民國初年，上海先施、永安兩大公司崛起于商界，以專銷“環(huán)球百貨”為經(jīng)營特色，從此洋貨在上海人日常消費中的地位逐漸顯赫。據(jù)包笑天回憶，當時的絲襪是從這兩家公司購買的，時價每雙1元，分黑、白兩種顏色。絲襪淘汰了老式長褲，賦予旗袍的開衩以全新的意義，也就是說，使女性的腿成為時裝的視覺中心，可見，絲襪是新旗袍誕生的基礎并不過分。高跟皮鞋的流行比絲襪要晚，因為它能達到拔長身高，更好地體現(xiàn)女性苗條身材的目的，所以幾乎與旗袍同期成為摩登女郎的新行頭。